戴智能眼鏡二十年的人

戴智能眼鏡二十年的人

 
薩德斯塔納(右二)從1993 年起,就戴著一副自製的智能眼鏡,手持一個遙控器大小的鍵盤(Twiddler)生活,至今已經20 年。那時他在M​​IT 媒體實驗室創立了“可穿戴電腦”項目,他和一幫興趣相似的學生堅信不疑,大部分移動消費電子設備的功能,聽音樂、看視頻、打電話、拍照、拍視頻、上網、短信都將被集成於一個便攜設備。


看樣子,谷歌眼鏡正逐步進入現實生活。美國攝影師崔瑞特克里弗(Trey Ratcliff)戴著它遊覽北京,美國東緬因醫學中心的拉斐爾格羅斯曼(Rafael Grossmann)醫生最近佩戴谷歌眼鏡實施了一例手術,並通過Hangout 功能直播。


不過,戴著谷歌眼鏡的前身,生活了20 年是什麼感覺?薩德斯塔納(Thad Starner)或許最有發言權。他從1993 年起,就戴著一副自製的谷歌眼鏡“笨重版”前身,手持一個遙控器大小的鍵盤(Twiddler)生活,至今已經20 年。當年他做出的第一台計算機輔助視覺設備,是用一枚286 處理器、2M 內存和85M 硬盤,外加一台兩磅重的車載移動電話,一組7 磅重的摩托車電池拼湊而成。當年,斯塔納走到哪都必須背著一個包,包裡就裝著這些東西。 1998 年,他的“眼鏡”吸引了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他們很好奇這個玩意兒是如何工作的;2010 年,他們邀請斯塔納作為技術主管去X 實驗室參與研發谷歌眼鏡。


在上個月,一次海上航行的間隙,斯塔納抽空和記者聊了聊這個話題。

“思維的自行車”


“我相信如果想做和實現之間的時間無限縮短,你能做的事情便會有重大變化。那是一種強大的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這也是學術界一直在說的可穿戴設備真正的革命之處。”斯塔納對記者說,“我記得第一次和谷歌的兩位創始人聊天時,拉里佩奇就說過,他們的目標就是縮短想做和實現之間的時間。比如,在谷歌裡輸入Weara,它會猜測你想要的會不會是wearable shoes 或是其他,有時候甚至你還沒輸入完請求,你要的結果就已經顯示在屏幕上了。這些技術能節約交互的時間。”

上世紀60 年代,頭戴式顯示設備就已經出現了,不過那時候計算機能做的事情有限,這東西沒多少吸引力。 1993 年,斯塔納剛戴上自己的“眼鏡”,就停不下來了。


那時他在M​​IT 媒體實驗室創立了“可穿戴電腦”項目,他和一幫興趣相似的學生堅信不疑,大部分移動消費電子設備的功能,聽音樂、看視頻、打電話、拍照、拍視頻、上網、短信都將被集成於一個便攜設備。


15 年後,能完成這些事情的手機出現了。但斯塔納一點也不喜歡這個設備。 “把手機從口袋裡拿出來,解鎖,調出你需要的界面要花費20 秒。”在他看來,在使用過程中受到的干擾越多,使用一個設備的頻率就越低。


1999 年,斯塔納第一次參加喬治亞理工大學教員會議。會議結束,大家商討下一次會議的時間。他發現只有他一個人迅速地掃過他的日程表,其他教授則便用PDA 版或是手寫計劃表,還沒等他們翻出來,他已經完成了這件事情。唯一讓斯塔納沮喪的是,當年的網絡搜索界面實在太差了。在面對面和別人聊天時,能在不中斷對話的情況下,迅速調出日曆或是和主題相關的個人筆記。但是搜索信息時,就不得不停下來。他必須集中精力在屏幕上,點擊14 個以上的鏈接直到他發現可能有用的那一個。因為在“想做”和“實現”之間距離實在太長,最終他不得不放棄在談話中進行搜索。


而谷歌就好像救星一樣拯救了他手中的設備。那時,佩奇和布林正在用一種全新的算法來重構搜索世界。斯塔納原本只是希望,如果他要的搜索結果在前四個里就能找到,就會徹底改變他使用頭戴式電腦的方式。結果谷歌不僅做到了,還在每個搜索結果裡顯示內容概要,他甚至不用點擊鏈接就能看到。 “這種體驗對於頭戴式設備使用至關重要。”他強調,“當想做和實現之間的時間無限短時,界面就成了你身體的延伸。”


斯塔納舉了個例子:自行車。人們騎自行車時,如果一輛汽車橫在路上,人下意識就把車子停住,自行車就好像騎行者的延伸一樣。他認為,如果我們能將移動界面做得跟騎自行車一樣自然,反應敏捷,那麼將開啟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


喬布斯最初對計算機的解釋就是“思維的自行車”,1980 年,《華爾街日報》的全頁廣告寫著“蘋果電腦就是21 世紀人類的自行車”。 “這也是為什麼習慣了戴那樣的眼鏡你就很難摘下來的原因。”他說。一些不可思議的應用已經在實現。比如,三維建模師托德布拉特最近戴著谷歌眼鏡進入摩沃爾特斯藝術博物館,用眼鏡完成了3D 雕塑掃描,並回家打印了一個模型。他幹的事情就是在作品周圍走動,反复說,“眼鏡,拍照”。


斯塔納已經和“眼鏡”生活了20 年,積累了豐富的使用經驗。他總結了使用谷歌眼鏡的許多建議,比如“使用一段時間後,找一面白牆或者其他同樣的表面校準亮度跟對比度”,“使用自己的主眼,用右手的一般主眼是右眼,新手這樣容易上手”,“養成結束一段對話就去查閱日程表,看通知的習慣,這樣你會覺得有掌控感”,“在對話中把它帶入語境,譬如對話中暫停,突然抬起頭,接一個老婆的電話。”1990 年代初,他常常被機場安檢人員懷疑他戴在頭上的設備是一台相機取景器,他解釋那不過是個虛擬顯示器。 “如果被警察或是安檢人員詢問,我就調至演示模式,演示給他們看。我靠這個去40 多個國家旅行,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和斯塔納相比,另一位可穿戴先驅、多倫多大學教授史蒂夫梅因的經歷要糟糕得多。他從上世紀70 年代就穿戴類似的智能眼鏡設備,這個眼鏡被永久固定在他的頭骨上,成為人體一部分,除非用特殊工具,否則無法取下。不幸的是,他設計的眼鏡太像攝像頭了,他曾在2002 年紐約機場被強行搜身。
 
 
 
谷歌眼鏡正逐步進入現實生活。美國攝影師崔瑞特克里弗(Trey Ratcliff) 戴著它遊覽北京,美國東緬因醫學中心的拉斐爾格羅斯曼(Rafael Grossmann)醫生最近佩戴谷歌眼鏡實施了一例手術,並通過Hangout 功能直播。


關於記憶的悖論
 

在谷歌眼鏡面世時,許多人提出擔憂:這種設備會讓人更疏離,會讓人更沉浸在虛擬世界而不易參與真實的對話2011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18-29 歲的美國受訪者中有30% 曾經用他們的手機作掩護,避免和周圍的人交流。


斯塔納並沒有那樣的感覺,他說戴著“眼鏡”讓他變得更平靜從容,更富有創意,更會聊天,更重視周圍環境,意外的收穫是記憶力變得更好了。


1993 年,斯塔納發現自己上課時無法同時干兩件事情:聽講和記筆記。他能專注地聽課,但堅持不到兩個小時就忘了老師說了什麼;也能認真地記筆記,但事後根本無法辨認自己糟糕的筆跡。於是他製作了一個頭戴顯示器,把注意力集中在黑板上。這樣他既可以看到自己的筆跡,也能看到講師在黑板上寫的東西。他使​​用被他命名為Twiddler 的單手鍵盤,可以舒服地盲打輸入,至少每分鐘60 個單詞。


“讓我驚奇的是,我的記憶力變好了,不僅僅是戴著眼鏡時,不戴眼鏡時也是。上課時的注意力也變得非常集中。”他說。無論在什麼時候想到什麼點子,他都能馬上記下來,標記為“thadi”。 “記憶力變好很可能是由於重複。我聽到講師講了什麼,看到他把內容寫在黑板上,思考下我自己要如何寫,再進行記錄,並在眼前的顯示屏再看到它們。這是個強化記憶的過程。”他說。


斯塔納擁有了一個強大的助手。排隊時,他也能寫文章,並能隨時調用很久以前的某一處筆記。 “相信我,在你寫一篇文章時,你以前寫的類似主題的文章、你的筆記和想法都被提取出來,在同一屏幕上,那種感覺十分強大。”


有一次,斯塔納被一個同事的想法激發靈感,發了一篇論文。 5 年後,他告訴同事,那人一臉茫然,完全不記得曾經有過那樣的談話。而斯塔納在當時他們談話時,默默記下了他們談話的摘要,並加進了自己的想法。 “我的學生們都覺得我很厲害,我經常能講出某個東西的來源,或是想起很久之前做過某項研究的人。”


將計算機作為存儲記憶的“第二大腦”並不新鮮,早期計算機先驅戈登貝爾(Gordon Bell)總在脖子上掛一個煙盒大小的黑盒子。它的使命是:記住他生命中所有片段。他相信,對於個人計算機終極意義的探索就是:記錄一個人完整的一生。

“在獲取信息很容易、提取信息很難的年代,這種記憶成為從來不被閱讀的記憶是必然的。” 斯塔納告訴記者。 “對我來言,最好的記錄工具就是Twiddler。”他按照不同的標籤創建了一個簡單的檢索目錄,方便管理自己的輸入信息。



但也有人認為,外部記憶十分危險,尤其在信息能被方便提取時,它會讓你自身的記憶能力不斷削弱,最後的結果是一旦離開“谷歌眼鏡”就好像“離開谷歌導航走在陌生的城市裡”。作家尼古拉斯卡爾在他2010 年的著作《影子》中寫道:“真實的記憶存在於時間變遷中,隨著身體的改變而改變……當我們開始使用網絡作為我們個人記憶的替代品,我們將面臨大腦被清空、機器的大腦被豐富的境地。”


對此,斯塔納保持樂觀。 “當你擁有一個設備,它知道什麼對你來說是重要的,在不該打擾你的時候從不干擾你,作為助手有什麼不好呢?你隨時可以關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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